徽民寄命于商

所谓徽商既指社会经济现象，也指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人，包括单个的徽州商人和群体的徽籍商帮集团。徽商源萌于东晋、崛起于南宋、鼎盛于明清、衰落于清末民初，它作为一支强劲商旅在中国商业经济发展史上曾经繁盛达及三四百年之久，便与徽民寄命于商有关。

徽民之所以寄命于商有其社会历史原因。从客观上看，徽州地处皖南山区，周围环绕着崇山峻岭，山间谷地和盆地较少，田亩面积有限，且大多耕地土质瘠薄，农业收入不足以自给，只好转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以求自保。况且以花岗岩、花岗闪长岩和石英砂岩为主的山地坡度陡峻、坡积较薄，也大大限制了徽州人向山开垦要田的可能性。由于“计岁入不足供三月之食”，而人们所需粮食便“仰四方之给”。所以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二十》载： “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与此同时，人口的增多却出现了数次高潮——东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及黄巢起义、南宋靖康之变的发生，均导致北方中原人士纷纷大举迁徙居徽，由是人口陡增，从隋末（608年）的6164户增到唐天宝时（742年）的38320户，又从南宋乾道年间（1172 年）的122014户增到元代至正末年（1367年）的157471户，到清朝康熙年间（1690年）则多达217152户，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迫使徽州人走出山区，向外展拓生存空间，“非经营四方，无治生之策矣。”再说由于土地有限，大规模的兼并土地几乎不可能，而致富的欲望吸引了一些人步入经商之途。况且“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在徽州，“民有资产者，多商于外，其在籍之人，强半无立锥”。（《挹奎楼选稿》） “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震川先生集》）可见，徽人经商，又是千百年民情风俗、濡染积习所然。于是便出现了“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康熙《休宁县志》汪伟奏疏）的状况：“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著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弘历《徽州府志》）

诚然，徽民寄命于商还有赖于徽州天然物产的丰饶与境内水系的发达。此地不仅杉茶竹瓷品质俱佳，尚且纸墨笔砚“文房四宝”及漆器等手工制品工艺精良，更具特色，这些徽州特产在国内有着广阔的市场，正所谓“民物繁伙，有漆槠杉林之饶，富商巨贾多往，”徽州不少商人起初就是从贩运本地特产售卖出去同时又将本地所需要的粮盐丝等物品从外地输入进来而起步的。这些内外互通的商道多半离不开便捷的水路交通。在徽州，新安江、练江、徽溪、乳溪、婺水、阊江皆与外界连通，使该地“上接闽广，下连苏杭，行旅舟楫，往来络绎。”正是如此，便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由于重峦叠嶂给徽州商业贸易所造成的一大障碍，从而为徽商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从主观上看，徽商的崛起乃在于徽民思变精神和重商理念所蕴藏的内在力量的驱动作用。众所周知，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统治者所奉行的传统经济国策，历朝历代均视商业为末业，视商人为贱民，而明清时期的徽州人则敢于打破世俗观念，冲破陈规偏见，独具觉醒思变之胆识与精神，能得风气之先，选择尚且特别看重作为第一等生业的商业贸易。在徽民们看来，士农工商四者“异术而同志”（休商汪弘语），均是人们治生达志的手段和施展才华成就事业的舞台，“故业儒服贾各随其矩，而事道亦相相为通，人之自律其身，亦何艰于业哉？”（休商汪尚宁语）即是说商并不负于士农工，读书做官求取功名固然能够光宗耀祖，而经商发财垂裕后昆也能实现人生价值，有鉴于“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与其皓首穷经去求那不可知之道当那种“庸腐生”，还不如“殊可自振”， “既不能拾朱紫以显父母，创业立家亦足以垂裕后昆。”于是乎，“民鲜力田，而多货殖”，从商如鹜，远逾他邑。对此， “丈夫志四方，不辞万里游。新安多游子，尽是逐蝇头。风气渐成习，持筹偏（遍）九州。” 诗中所描述的正是寄命于商的徽民四处奔走，商人足迹“几遍禹（宇）内”这一历史事实的真切写照。

至于徽商涉足行业，可谓相当广泛，只要有利可图，则几乎是无业不经营，“其货无所不居”。“徽郡商业，盐、茶、木、质铺（即典当）四者为大宗。”（明汪道昆《太函集》）。除主要行业外，徽商还经营着粮食、棉布、丝绸、瓷器、图书、药物、纸墨笔砚文房四宝、漆、扇、金石虫鸟、饮食旅馆等，还有贩卖人参、貂皮、古玩、珠宝，从事刻书出版业的，也有开起杂货店做小买卖，当上肩挑背负的小商贩，尚且各业往往交叉进行，有的一人还兼操数业，从徽商所染指的行业来看，有史料载云：“猗顿之盐，乌倮之畜，竹木之饶，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珍，下至卖浆贩脂之业，天下都会所在，连屋列肆，乘坚策肥，……多新安人也。”从区域分布特点而言，歙县人以盐业、典当业为主，休宁人多典当商，婺源人主营木业和茶业，绩溪人多操饮食业和茶业，祁门与黟县人则以经营布匹、粮食、钱庄、南北货为多。这些大体反映了徽商“寄命”的生意来源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