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经营理念与商业文化

徽商是我国古代商业的一次崛起，是商业文化的一次革命；徽商倡导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商业道德；徽商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商务理念。

徽商的成功之道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探讨徽商的成功之道，一是徽商的创业精神，二是徽商的创新能力。

徽商的创业精神表现在拼搏、勤俭、谦让、诚信等几个方面。徽州有句广为流传的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许多徽商从小就离乡背井，出外学艺，奋力拼搏。他们重勤俭、重自强自立，“惜衣、惜食、惜财兼惜福”、“求名、求利、求己胜求人”。行谦让之德以营造和谐的周边环境是徽商的又一个特点，信奉“世事每逢谦处好，便宜多自吃亏来”，“忍半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因此，徽商的客户关系、同行关系、宾东关系、政商关系特别融洽，为自身发展增强了合力，减弱了阻力。商以诚为本，人无信不立，诚信二字是徽商创基立业的根本，杭州胡雪岩故居第三进中堂挂了一幅竖匾，上书“戒欺”两个大字。

徽商的创新能力源自徽商的注重实践，终生学习，日新月异，以人为本等理念。许多徽商都是从小本经营开始，逐步发展，在经商的实践中学，从实践中知难克难，学实用知识，创实在效益，崇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西递有一副有名的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徽商终生学习，不断创新，“得地还须进一步，知天更上一层楼”。

徽商的文化根基

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也是“徽文化”的根基。从区域文化特征上看，徽州是明清两代主流文化———以儒学为基础的程朱理学的发源地，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念成为一代徽商精英创业、创新的指导思想。

“儒商”是徽商的主要特征，徽商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形成了具有共同的观念信仰、伦理道德、礼仪风俗的“文化特质”，建立了一种以同行公认、自愿遵守的商业行为制度为特征的“文化模式”。如在商业行为中，“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以人为本”；在创业发展中“讲勤俭”、“讲谦让”、“讲和谐”、“讲效益”；在学习修养中提倡“自主自立”、“行而后知”、“学无止境”、“学以致用”等理念。

如果把徽商比喻为中国商业经济的种子，“徽文化”就是萌发、培育的土壤。而徽商的崛起又为“徽文化”的振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恩格斯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徽州的富商巨贾，多热心于“出巨资办书院”、“延名师课子孙”，既促进了“徽文化”的昌盛，又成为振兴徽商的强大动力。

徽商衰落的原因

为什么称雄中国商界四百余年的徽商在清末民初却逐渐衰落呢？徽商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儒学理念的影响：随着我国封建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变革，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徽商文化未能“与时俱进”，封建文化中的一些理念，如攀援官府、官商勾结、重宗守礼、光宗耀祖等落后于时代的观点，禁锢了徽商的经营活动，许多徽商认为“世间第一等好事惟有读书”，功成名就的徽商醉终追求的不是在商界继续做强做大，而是衣锦荣归，课子读书求功名。

二是封建社会官场倾轧的影响：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大徽商都是依靠官府特许经营的官商，随着官场斗争的成败，靠山倒了，一批依靠的徽商也就跟着垮台。胡雪岩就是靠给左宗棠办兵粮起家的，但以后又由于李鸿章和左宗棠政派之争而受连累。满清衰亡就使大部分徽派官商失去了依靠。

三是外国资本的影响：晚清时代，列强资本随着兵舰和洋枪洋炮进入中国，势单力弱的徽商在和洋商竞争中失去了市场。胡雪岩就是因为与洋商争夺生丝市场失利而醉后破产。

四是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徽商兴盛时，主要经营盐、米、丝、药等大宗货物，靠新安江、长江水运。国际商贸兴起后，海洋运输重要作用日益显现，徽商未能抓住机遇，由江入海。明末也曾经有个别徽商试图开辟海上市场，终因各种原因被视为海盗，受到打击。

五是太平天国战乱的影响：一批中小徽商在清政府与太平军的战火中失去了财产和市场。

概而言之，徽商的衰亡是由于不能适应当时正在激烈变化中的政治、社会、伦理、文化和国际商贸环境，没有与时俱进、抓住机遇。

徽商所处的是中国特色封建主义的市场经济萌芽时代，满清政府为了维护腐败统治，不愿也不敢真正的鼎革图新，只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徽商醉终走向衰亡的社会制度原因。

可资借鉴的商业文化

纵观各个历史时期的商业文化，都与当时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有关，有其特殊性；但又与市场商业行为有关，有其共同性。这些共同性的商业文化，在构建现代商业文化中是可以借鉴的。

中国是商业和商业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商朝就是以“商”名代。在商、周两代，商人地位是很高的。齐桓公的两个重臣管仲和鲍叔牙是安徽人，都是商人出身，范蠡辞官下海，在“陶”地经商，改姓朱，人称“陶朱公”，富可敌国。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了一篇《货殖列传》，开篇就提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周工商业的兴盛，有客观历史原因，“春秋战国”和“东周列国”时代政治分裂，各个小国之间须互通有无，各取所需，但当时信息并不准确、灵通，法制又不严密完备，而且跨国商业经营又不受本国法律管辖，商业活动机遇与风险并存，如何趋利避险，在商业交往实践中形成了以“契约”和“诚信”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商业主流文化。“契约”以互利共存为目的，以协商谈判为手段，以“诚信守诺”为基础。“契约”的实质是在对集体利益充分尊重的同时，对个体利益追求。自觉的契约理念和诚信精神，一定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契约”是商业文化的行为准则，“诚信”则是商业文化的道德基础。

诚信是儒教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家做人、处世、为政的行为准则。孔子的学生子贡当官了，向老师请教从政之道，夫子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也矣。”孔子说从政要重视的三件大事，一是足食，民以食为天，要发展经济，让百姓吃饱、吃好。二是要加强国防建设，春秋战国时期，保卫疆土的兵力很重要。三是要建立一个诚信社会。孔夫子还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挽，小车无扼，其何以行之哉”。儒教把诚信的民风、诚信的社会、诚信的政府看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前进的方向盘。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浪潮蓬勃兴起。在国际化的游戏规则中，对“契约”、“诚信”的要求更科学、更规范、更严格，“诚信守约”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现代价值观，它反映了现代社会“人本化”、“理性化”的文化精神，它的价值取向是为社会提供平等竞争和共同发展的氛围；提供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实现普遍交往与交流的信任基础；提供以单个利益主体出让部分权利以换取有关主体普遍同意为前提的契约精神。

徽商遵循儒学“仁者爱人”的理念，致富之后，修桥、筑路、办学堂、建会馆，扶贫济困，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现代商业文化，也应涵盖“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容。也就是一方面较大限度地提倡和保护企业的市场主体性、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另一方面要提倡和促进追求利益醉大化的市场主体与其它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一个合理合法、和谐相处的共同体。

我们在构建现代“商业文化”中既需要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更需要弘扬和更新我国的传统文化，沟通民族文化的血脉，注入新的血液而蓬发生机。